韩寒看《建国大业》

《建国大业》从影片的制作和表演上讲还算上乘,从影片的类型上来讲应该算是幻灯片。我很怀疑导演是在用反讽的手法来拍摄这部电影。看着那些开国元帅们纵情唱着国际歌,毛泽东说,我们永远要团结。我看到了这部电影成为一部真正的优秀电影的潜质——那就是它不在1949年结尾,而是以1976年结尾。在1949年的时候,诚挚的人民诚挚的望着诚挚的毛泽东和诚挚的新中国,然而六十年后,人们依然没有一米自己的土地,大家都是寄生而已。以前我们的旧社会由很多的阶级组成,现在简单了,只有四个阶级,那就是穷人,房奴,富人和富豪。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建国大业是一部爱情文艺片,它委婉的讲述了穷小子追求富家女的故事,当时的共产党就是穷小子,新中国是待嫁的富家女,国民党是订了婚的情敌,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名流是富家女的朋友,穷小子成功的秘诀就是一开始要有理想,谈未来,许承诺,拉拢朋友,乱开空头支票,当然,会打架是排在第一位的。最终终于成功的娶了新中国。当然婚后的生活就和在座的各位当年花言巧语的男同志们的婚后生活差不多。

你们泡妞时的承诺都做到了吗?

但是无论如何,建国大业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当年我党攻克上海,宋庆龄有点犹豫,我党问道,这套房子怎么样?黄金地段,超大户型,军队物业,独栋带花园,开发商精装修,特批永久产权,送给你了。宋庆龄就被搞定了。

影片告诉我们,想要搞定女人,还得靠房子。尤其在上海。

在中国,这部中庸的中性的献给中共的由中影拍摄的影片,就给一个中间的分数,5分。

和自己结婚的男人-译林146期

和自己结婚的男人
(美)查理•费什
李娟(译)

1
  “为什么不呢?”
  我的好友泽塔戈牧师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他说出这句话之前,他刚刚和弗莱明主教通了两小时电话,深入细致地讨论了《圣经》中的各个章节。他指出,《利未记》中告诫基督徒不能和自己的姐妹、婶婶、姨妈、母亲、岳母甚至是孙女结婚。但是,这本好书中却没有规定不能和自己结婚。因此,当我告诉泽塔戈牧师那正是我想做的,他无奈之下说出这句影响深远的话来:
  “为什么不呢?”
  当然,《圣经》同样也没有明文禁止任何人同自己的曾祖母、桌子或是观赏鱼结婚。要是哪天弗莱明主教因此和他心爱的法国波特儿犬结婚,又或者是跟他的毛毯结婚——毕竟他们已经同床共枕多年了——我一点也不会惊讶。不管怎样,一旦我成功说服我的好牧师让我和我梦中的白马王子结婚,我接着就得再去说服我的父母。我不得不说,与一个拥有两千年稳定根基的国际性宗教相比,鄙人的父母更难劝服。
  一开始,我的母亲只把这当作一个玩笑。是的,很少有人会严肃地看待这件事,但是我需要她明白我是认真的。母亲不断地问我一些愚蠢的问题,比如“为什么非要跟自己结婚——你本来就和自己一起生活啊?”或者“婚礼上你要穿什么?”而父亲则气得像要疯了一样,他问我同谁在一起过性生活呀,我望着他大声喊:“我自己!”
  而且让人难过的是,这件事使我的父亲几乎疯掉。真的。我结婚后的好些年里,他整天坐在电脑旁撰写文章,寄给五花八门的新闻报刊、世界记录大全以及航天局内部通讯杂志,声称自己是在太空做爱的第一人。虽然其实他与太空最为亲密的接触仅仅是电脑键盘上的那个大按钮,但他本人似乎对此确信不疑。若是被人问到他所说的和他做爱的人是谁,他通常会停顿一下,以期获得戏剧性效果,然后对着那人双目圆睁地尖叫道:“我自己!”
  我原本希望我可以信赖我最好的朋友,相信他们会对此表示赞同,但现在看来,那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点笑料而已。他们以往对我支持有加,可是婚礼后他们却很长时间以此来取笑我。他们送给我的结婚礼物中,不乏有伤大雅之物:成人杂志,丝绸手套,甚至还有天花板镜。一想到婚礼上泽塔戈牧师宣读婚姻誓言时,他们就肆无忌惮地狂笑不已,真让人生气——“你会将你自己视为丈夫,并同他共同生活吗?不管是疾病还是健康,你都会爱护、抚慰、顺从和尊重你自己,并在你有生之年对自己忠贞不贰吗?”我发誓,当时我的一个朋友笑得尿了裤子。

2
  我在拉斯维加斯度过了一个美妙的蜜月。我赌输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反正没人会在一旁唠叨我花了多少钱。洞房花烛夜,我在金字塔酒店顶层定了一间高级套房……
  我结婚的理由很多,包括税务优惠方面的因素(但是想要让税务人员明白我是自己的配偶简直就是活受罪)。自从我明白婚姻是怎么回事后,我就非常渴望拥有一位值得信赖的伴侣。我想要有人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我可以与之分享我最隐秘、最阴暗的事情而不用担心会被取笑。不幸的是,虽然通常情况下交女朋友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事实证明,我选择朋友的品位极其有限。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别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一点,那就是,我的最佳伴侣也许近在眼前。
  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次婚姻在很大程度上都极其成功。我几乎不和我的配偶争吵;事实上,我发现自己才是周围人中和我最谈得来的人。有几次我的确提出了不同意见,可是每次都是我赢。性生活,呃——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当然,也有一些媒体干扰我的生活;很多下三滥的记者想要从我不同寻常的婚姻中;捞到好处。我发现有些文章很可笑,有些就令人生厌,尤其是那些把我称为世界上最自大的和/或最自恋的人。我想我并没有那么自高自大,我只是碰巧很享受跟自己待在一起而已。
  突然之间,我很想有个小孩,我猜想可能是荷尔蒙的作用,或者是人生中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很俗套的解释是,我意识到我的生命会终结,所以我很想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因此,我花了很多天权衡利弊。为了娶到妻子,我决定和我的丈夫离婚。我和泽塔戈牧师聊了聊,他告诉我不能想离就离。我必须要有合法的理由。说来也怪,想要孩子并不能算作很好的离婚理由。
  正如我的好牧师解释的那样,除非我和我的配偶分居至少一年,但除非动个大手术,否则这很难办到;或者我的配偶虐待我;又或者我的配偶入狱至少一年,我才可以离婚。仅仅为了离婚就把自己打一顿或者在监狱里混上一段时间,我并不十分情愿。这样一来,我只有一个选择了:通奸。我只要和自己以外的某个人发生关系就行了;只要是那种正常的,异性之间的人类性行为,我就可以摆脱婚姻的束缚。

3
  就这样,我很不情愿地脱下婚戒,开始物色伴侣。我的朋友们对我毫不留情,说我跟自己离婚是为了防止自己变成瞎子。当我告诉母亲我和自己的婚姻走到头了时,我想她松了口气。为了获得戏剧性的效果,我父亲停顿了一下,然后对着我双目圆睁地叫道:“我自己!”也许他真的在另一个世界。
  要找到一个既愿意和我睡觉又没有在报纸上看到我已婚消息的人,我原以为得花上一段时间才行,但是,我很快就找到一个长相平平的马来西亚女孩,相对而言,她比较容易引诱。说实话,那次性经历真让人失望。她好像对于如何让男人兴奋一无所知,相反我却是这方面的老手。我猜那对她来说毫无用处——我所受到的训练不是为了取悦女性。
  此后离婚就容易多了。教会似乎很想把我和自己分开,仿佛我的婚姻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分手后的几个月里我感到非常孤独。因为至少本地的精神病医生(此人长于治疗多重人格紊乱症)不再每个星期都给我寄那该死的名片了。
  我差不多花了十年时间才找到一位好妻子,只是她认为嫁给我并不意味着同时嫁给了两个人。十年里的大部分时间,我只是等着媒体忘掉“和自己结婚的那个男人”。同时,我也用相同的名称写了部自传。书中详细描述了我和自己的婚姻,包括我和自己生活中的起起落落,我如何面对每个人对我和我丈夫的指责以及我们之间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我想正是这些内容使得若干年后出版的这部自传获得巨大的成功。人们只是好奇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婚姻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含义。我想读过这部自传的人都会引发一些思考。他们读了我的自传,然后问自己:“我易于相处吗?如果我不得不和自己生活在一起,我能做到吗?”有那么一会儿,他们都不再寻找自己的白马王子或是梦中情人,而是问自己是否能成为一个好配偶。

4
  我没有听到任何模仿我和自己结婚的例子,究其原因,要么是媒体对此已经失去兴趣,要么是教会已下定决心禁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不管怎么样,这一切都已经是陈年往事了。我和妻子刚刚搬进新居。新房子的空间很大,足够安顿我们另

去西安的路

  去西安的路

  那是场不疼不痒的雨
  下得不是时候
  又下得是时候
  砸花了车窗
  也砸花了母亲的叮嘱

  可我仍不懂挥手的弧度
  要不要一个量度
  告诉她
  我去多远

  到什么时候
  我在你潮湿的目光里沉淀
  渐渐没有离别的酸楚
  没有奔跑的兴奋

  我成了五彩的兵俑
  送往古国的坟墓

  最小的表弟今年高考。我是老二。他是老六。高考前一两个月,我在老家见过他一次。他个子不高不矮,大约一米七几。但那次见面的一瞬间,我仿佛从一场梦中被惊醒:他,他,他怎么这么高大了!——在这之前,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停留在许多许多年前——我那时不知道是几岁,暑假被送到他家去暂住,只记得几件红色的裙子,一件妈妈做的红白花色的旗袍裙,一件粉红色纱裙,我间隔着穿着不同的红裙子,在他妈妈(我的小姨娘)的梳妆台前肆无忌惮地研究口红的用法,并对自己的化妆技艺颇为自信,顶着深红色的唇色晃荡在大人面前,掩耳盗铃地觉得没有人会发觉我对自己形象的改造。在我红色裙摆旁边,是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他,他极小极小,动静也不大,以至我对他那时模样的仅存印象就是:一个粉粉的无知的婴儿。除此以外,只剩下对自己的那个夏天和过往的裙子的飘渺、迷离而绵长的水仙花一般的记忆。

  他的高考分数出来后,我冒充内行,指导他报志愿,这是我和他交谈最多的一次(通过手机、手机短信和QQ)。在那之前的漫长久违期内,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我妈妈的只言片语。他从小念书就不错,他不爱讲话,他和我一样在作文课上得到不少荣誉,他做了我的高中学弟,他读了理科……高考的成绩并不是太理想,只比重点线高几分,我建议他去西安。9月1号他去长安大学报到。我随即在他的空间里看到《去西安的路》这首诗。他说:“在火车上写的,突然很有感觉。”

  报志愿期间,聊天时他偶尔对我说:“姐姐,我是个诗人。”我当时对着屏幕笑了。是一点不以为然的调侃之味,夹杂一点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的惊讶,更有一点欣喜与安慰。外公家的人都长得骨骼粗壮,个头高挑,不像南方人,我的两位舅舅在身体的协调度上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大舅尤其挺拔健壮,曾获得参加飞行员初选的资格,传说他一个可以对付八条壮汉。他们一家在心绪上都属于大气粗犷型,从来不注重文教,更是绝无诗意。在我们这一辈的兄弟姐妹里也基本保持这样的大势。老四大舅的儿子固然是义不容辞保持了家族基因的有效传承,连小表妹——小舅的女儿也不例外,个头一冲冲到172,举止言行都颇有男儿风,从不见她有心事。《去西安的路》里的细腻忧伤愁绪深沉是这大势里的一枝独秀。这位诗人的妈妈,也就是外公最小的女儿,出生之后即被送到海边的一户人家收养,她吃着别的母亲的奶水长大。那一线外来的温柔的奶水终于哺养出了这意外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