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volution of Money 2017

货币是人类最早的发明之一。其历史似乎和文字的历史一样久远，而且二者密切相关。现存最早的文字制品是5000多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用于记录粮食库存的泥版。货币和文字都是用符号描述世界的方式，二者均为沟通工具，因而从根本上具有社会性，并且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货币在诸多方面和语言文字一样，与我们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我们的房子不仅是家，还是财富贮存手段，而财富被定义为一种至少在原则上可以转化为货币的事物。衡量人们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他们所赚货币的数量或是一生当中货币积累的净值。对国家来说，成功的标准则是以本国货币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展示财富成为获得社会认可的一种方式，追求财富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成为人生的意义。对大多数人而言，货币不仅是现代生活的必需品，也是一种类似信仰的事物（确实，没有这一信仰，整个社会体系将会分崩离析）。但是营销人员和广告商知道，人们往往出于一时冲动做出财务决定，而非基于理性或者计算。而货币几乎是人们能够想到的最为情绪化的物质。为了得到金钱，我们或发动战争，或以婚姻作为手段，或为其牺牲。我们痴迷于金钱，为之疯狂——从不餍足！

origin

货币是人类最为成功的发明之一［英文单词“铸币”（coin）还含有“发明”的意思也绝非巧合］。事实上，货币也是人性最有力的体现。其他动物不会用劳动交换货币，也不会携带钱包或建立精巧、复杂的银行体系。货币协助并鼓舞人们进行贸易，让人乐在其中，并成功塑造了我们的社会和经济。货币也有其阴暗面，虽然它不是万恶之源，但也难逃干系。对金钱的渴求催生出创业和创新，但同时也引发了各种社会弊病，例如终日劳累和环境破坏。货币可能是人性的标志，但有时也是不近人情行为的诱因。我们以为钱能让人幸福，但是研究表明彩票中奖者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因此发生质的飞跃。最初仅仅以尺寸和重量衡量其价值，但是后来人们在上面盖上印记，以此标定价值，免得每次都要称重。人们彼此贸易，发现一些商品比其他商品更加容易销售，于是人们囤积这种物质（例如金子）并且开始把它当作一种货币。货币并非来源于物物交换。我们认同这一点，是因为纯粹基于物物交换的经济体似乎压根就没有存在过。人类学家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指出：“没有人能举出纯粹又简单的物物交换经济的实例，更别说货币是由物物交换产生的了。”16货币绝不是作为解决逻辑问题的原始而优雅的办法横空出世的。人们发现，货币的历史其实更加丰富、凌乱和复杂。物物交换在人们习惯于使用货币，但是缺少现金的地方普遍使用，例如监狱。到公元前600年，大部分有自尊心的希腊城邦大量制造自己的铸币，并将其当作是独立的象征。铸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权力。与主流经济学家所设想的不同，货币体系并非由物物交换自然而然地演变而来，而是在锋利的兵刃之下强行建立起来的。然而，即便货币的主要职能是支付军队军饷和收税，但货币无疑对社会结构具有革命性的影响。货币创造了自己的市场和机构，例如货币兑换商和银行，同时还创造了自己的需求。货币通过促进不同社会圈子或宗教之间的交易，发展了新的社会关系。使用货币从消费变成了一种必备技能，改变了人们思维和互动的方式。货币也是协调、控制的绝妙方式，因为突然之间各种规则变得无比明晰：所有人都能够达成共识。希腊在引入货币之后，很快就迎来了艺术、哲学、文学、建筑、天文、数学和民主等文化繁荣。或是模仿，或是独立发明，货币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罗马帝国的没落有若干原因，但是经济绝对是其中之一。公元3世纪，由于没有征服新的国家，贵金属的供应急剧减少。罗马本身贵金属产量微乎其微，货币却又不断地流入别国。罗马对印度、中国等国家生产的商品大量消费也加快了这一过程。西塞罗写道，货币是“战争的原动力”。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本身规模在不断缩小，但其军队规模却膨胀到了65万人，货币供给岌岌可危。为了偿付国家支出，铸币大量发行，并因此而贬值，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公元274~275年），物价上涨了100倍。就像金字塔骗局，罗马帝国为了给自己续命，四处征战。当用尽新的资金来源之后，罗马帝国终于坍塌了。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认为，这一难题有一个合理的答案，即罗马财产权的基础是对奴隶的所有权。奴隶既是财产又是人，所以可以说主人与奴隶之间存在一种权力关系。历史学家杰瑞·托纳（Jerry Toner）指出：“富有的罗马人把奴隶当作维持高标准生活的必需品，就好比我们认为现代家用电器是维持高标准生活的必需品一样。”在罗马帝国如日中天之时，即便是“中产阶级”的罗马家庭也能够从刚刚征服的地区获得一两个奴隶帮助他们操持家务。从此，货币和权力之间的联系被写入法律体系，并像基因一样被编入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无独有偶，现代意义上无力的“工资奴隶”，收入所得仅够维持生计，他们所付出的本质上的奴隶劳动是许多全球产业链的一部分（据《卫报》统计，11%的英国企业相信他们的产业链“极有可能”存在奴役）。铸币货币并不是因取代物物交换而产生，相反它是随着政府支持的信贷体系而诞生。铸币的使用绝非自然而然地出现，政府和法律体系也不只是在最后介入，通过标记万物来取信于民；相反，铸币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规定的。政府规定民众必须使用铸币，并在铸币金属上盖上印记。这么做改变了我们对货币的认识。虽然研究货币的书籍数不胜数，但是经济学家似乎仍然拒绝承认货币的真正本质，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对货币起源存在根本性的错误认识。事实表明，我们现在的货币绝不是逻辑过程的完美体现，而是众多可能性当中的一个。在第三章，我们会讨论私人虚拟货币的出现。不同于中世纪的铸币，私人虚拟货币运用信息串而非贵金属传递价值。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进行一点哲学思考：钱之所以为钱，究竟是因为它具备哪些神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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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写道，货币“让万物可以等量齐观，因为万物都可以用货币来衡量”。因此，货币好比是从现实世界到抽象数字世界的地图。货币将纷繁复杂、种类繁多的物体和服务投射在一个统一的度量标准上，便于相互比较和参照。米利都位于今天的土耳其，是一座商业中心，临近吕底亚王国。然而，米利都闻名于世，并不是因为它曾生产过铸币，而是因为它是许多大思想家的故乡。说米利都是希腊哲学的发源地一点都不过分。米利都的货币实现了对以货物交易为特征的世界的统一，而米利都的哲学家实现了对宇宙的统一。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认为：“西方哲学始自泰勒斯。”泰勒斯（Thales）于公元前624年左右生于米利都，人们把许多数学发现归功于他。据说泰勒斯用几何知识计算了金字塔的高度和到海上航船的距离。还有人说泰勒斯于公元前585年预测了日食。泰勒斯还是万物理论最早的提出者，该理论时常被模仿。今天，许多物理学家认为万物由无穷小的弦构成，弦在十维空间里不断振动。泰勒斯认为，万物由水组成。地球由水的一种形式组成，漂浮在无穷无尽的大洋之上。地球在大洋里东漂西荡之时就会产生地震。泰勒斯的水理论看似比当时盛行的天神主宰万物的观点高明不了多少。但是后来，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书中指出，泰勒斯的水理论的确解释了一个逻辑难题，即事物是如何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的：事物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因为万物都是由同种物质构成的。泰勒斯之所以选择水或许是因为米利都是一个沿海城市，生活和商贸都离不开大海。但是其他的米利都思想家很快就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看法。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指出，水无法描述自然界中所有相对的事物。例如，水可以是潮湿的，但不能是干燥的。因此，阿那克西曼德引入了一个特殊的物质，并称其为“阿派朗”（apeiron），意为无限。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反过来又说，没有必要创造一种看不见的新物质。宇宙中的万物都是由空气组成的。毕竟，水受热蒸发，似乎证明水变成了空气；当空气遇冷，又凝结成了水。这种观点在今天被称为物质一元论，即物质由一种原始物质组成。后来，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和色诺芬尼（Xenophanes）借鉴了这一观点，前者认为这种原始物质是火，而后者认为是土。最终希腊人相互妥协，达成了一致，认为物质由四种元素组成，分别是土、水、空气和火，而天空由一种叫作“以太”的特殊物质组成，这一观点备受亚里士多德推崇。然而，世间万物，包括土地、清洁的水、干净的空气和能源皆由货币组成这一观点从未消亡。其原因与另外一个希腊学派的思想密不可分，我们称其为“非物质一元论”。苏格拉底之前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为毕达哥拉斯作传的杨布里科斯（Iamblichus）写道，毕达哥拉斯青年时期到过米利都，并在那里遇见了泰勒斯（当时泰勒斯已是暮年）和阿那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之所以在现代闻名，是因为他发现了三角定理，但是他最重大的发现是有关音乐的。毕达哥拉斯发现音韵的和谐（以里拉琴为例）和简单的数学比例有关。如果你向上拨动琴弦到一半的位置，里拉琴会发出一个八度的音调；如果拨动到三分之二的位置，琴会发出一个五度的音调；如果拨动到四分之三的位置，则会发出一个四度的音调；如此种种。这一发现促使毕达哥拉斯提出了自己的万物理论——这一次不是基于任何一种特定的物质，诸如水、气等，而是基于数字这一抽象的概念。毕竟音乐被认为是最微妙、最神秘的艺术形式，所以如果音乐都可以浓缩成数字，那么似乎万物都可以。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学派，该学派认为数字是最终的现实，也是宇宙的组成元素。毕达哥拉斯学派版本的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始于统一，继而分割为两个相反的成分，即有限（peiron）和无限（apeiron）。二者同时存在，形成数字，而数字又组成了宇宙的结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数字的热情毫无疑问影响了货币的发展。其追随者甚至相信毕达哥拉斯是阿波罗的后裔，阿波罗是个半人半神的英雄，但实际上毕达哥拉斯是珠宝雕刻家的儿子，古典主义者WKC格思里（WKCGuthrie）认为：“毕达哥拉斯对数字研究的热情源自数字在贸易当中的实际应用。”毕达哥拉斯还可能参与了所在地区（今意大利南部地区）的铸币设计。格思里发现：“货币经济的影响……很可能运用了定量的观点，即用一个常数因子将事物联系在一起。”固定数额的德拉克马或迈纳可以“表示”各种数量的物品，比如两头牛、一货船的麦子和一只金杯等。如同铸币结合了抽象观念（数值价格）和物质结构（金属），毕达哥拉斯哲学结合了数字的概念和物质一元论。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宇宙由对立的原则管理，因此他们的哲学从根本上是二元的。他们对于审美也有一定的偏好。例如，有限优于无限，线性优于非线性，稳定优于变化，对称优于非对称（球是最完美、最美丽的形状）。从某种程度上，这种二元性可以看作是一种解决数字和自然界之间在根本上缺乏联系的问题的方式，方法是将整个世界分为可以用简单数字分析的事物（善）和无法用简单数字分析的事物（恶）。例如，将两点连成一条直线只有一种方式，而且很容易用数学方程进行描述。但是如果允许用曲线连接，那么可以选用的路径就是无穷无尽（无限）的。类似地，稳定、对称的事物较形状古怪、不稳定的事物而言更加容易进行数学处理。而在有机自然系统当中，直线或其他规则形状并不多见——正如数学家本华·曼德博（Benoit Mandelbrot）所说：“云朵的形状不是球形，山川的形状不是圆锥，海岸线的形状不是圆形，树皮并不光滑，闪电也不沿直线运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对后世哲学家和科学家（亚里士多德、牛顿等）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所以主流经济学强调稀缺性（有限）、稳定性（静止）、线性（直）、对称（方）和理性（光明）等，呈现出明显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特点，丝毫不让人惊讶。在柏拉图看来，任何现实世界的物体，如一把椅子，只是理性的一种不完美的形式；而椅子的理性，存在于某种更加高级的现实当中。这种理性只能通过智力认识，因为现实世界当中，我们笨拙、可怜的躯体是坐在椅子而非椅子的理性之上的。理性是静止不变的，但真实事物是运动、变化的。数学方程存在于理性的世界当中，货币虚拟的一方面亦是如此，同样遵循数学规则，独立于时间和空间而存在。如我们所见，这既是货币的主要优势，又是致使其与自然系统相冲突的致命缺陷。硬币上的压印通常由权力观念和数字两部分组成。硬币的正面或“头”通常印有国家元首的肖像，代表制币的权威，硬币的反面或“尾”标示特定单位硬币的数字价值。然而，吕底亚的硬币最初只有一面。为了方便比喻，我们可以将压印与头联系起来，将物理物质与尾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性质联系起来。货币充当头和尾二者之间的纽带，连接抽象观念和观念所表达的事实。这种联系在铸币上体现得更加直接，因为金属具有物理价值，而且这个物理价值一直为正。由于价格波动，美国的“五美分硬币”所含铜、镍的价值高于5美分（但熔毁硬币的行为是违法的）。25美分硬币和5美分硬币所含金属的价值相当，而币值却是后者的五倍，因而不会有人愿意熔毁25美分硬币。物理货币其他一些更加严肃的形式，诸如有重量标记的黄金，赋予持有者一种独立、匿名的权力。货币作为一种物理对象，可以被损坏、遗失、偷窃或囤积，也可能因其美学特性被喜爱或厌恶，制作货币的材料可能变得充足或者稀少。但是无论如何，货币是可以赋予价值的。与之相反，货币上的压印是一种抽象债务符号，它代表的不是真正的财富，而是借贷双方的一种契约。压印的含义建立在银行系统和法律系统的基础之上，依赖铸币厂和商人，尤其依赖信任。“信贷”（credit）一词来源于拉丁词语“credere”［意味信任（trust）或信仰（belief）］。债务与为负的量相关联。曾经的物理学家、现在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索迪（Federick Soddy）曾指出，债务在现实世界并不存在。即便你的房屋抵押贷款资不抵债，你的房屋也不是一个“为负的房子”（negative house）。价格或者净值这样的数字是可以加和的，可以进行数字比较，服从严格的数学法则。例如，复利意味着抽象的债务可以无限地增长，而真实存在的物体却不能。除了更加常规的征服方式之外，债务的这一特点一向是人们沦为奴隶、不得不通过劳役偿债的重大原因。货币往往是为负的债务和为正的价值的结合。货币如同磁石一般，具有截然相反的两极，它们处于紧张状态，起到了储藏能量的作用。当今大多数国家货币属于法定货币（fiat money），是政府债务的代表［fiat一词源于《创世纪》当中的一句话fiat lux（要有光）］；网络货币只以电子形式存在，但是仍然在两个方面与物理价值保持着联系。首先，任何货币对象都是一种可以物理占有的有价值物，哪怕仅是以电子形式占有。电子在计算机上形成的图案和组成金属的原子所形成的图案一样“真实”。数字永远不会稀缺，货币对象则会这样，因为货币对象的生产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其次，即便是虚拟货币，也会通过它们所创造的市场保留与物理价值的联系。虽然现在的1美元不能兑换成一定量的黄金，但是美元的使用催生出一家叫作伦敦黄金定盘委员会（London Gold Fixing）的机构，如今该机构以美元为黄金定价（后来人们发现腐败的银行家真的在操纵金价）。当我们通过电子账户转账时，表面上不过是发送了一个数字，但是这个数字是有货币单位的，因此变成了货币并且与市场相联系。任何具备相关技能的人都能够发明一种新的网络货币，但是只有当该货币能够与其他物品交易的市场出现（或者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样的市场会出现）的时候，这种货币才真正具有价值。当你购买房屋或汽车的时候，官方价格不过是协商的一个开始。时装之类的商品可能很难讲价，但是你可以几周以后再买，那时同一件商品可能已经在清仓甩卖了。黄金被很多人认为是财富的最终贮存手段，但是以美元计价的黄金价格非常不稳定，我们在第七章会谈到。要给一些品质定价（例如自然美）也是无从下手，但是我们知道一枚铸币的准确价值，因为铸币上镌刻着数字。货币在诸多方面塑造了人的行为，但最为明显的是，货币激励我们进行分析性的思考。西方社会向左脑属性（计算能力、读写能力等）的历史性转变与货币的普及同时发生。麦吉尔克里斯特将货币描述为“左右脑平衡深层次变化”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动因。然而，这样说也许是低估了货币的功绩。货币不断参照抽象数字，还有什么技术比货币更能改变思维模式呢？食物对狗产生刺激，货币对人产生刺激。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善/恶对立面的清单一样，货币也有极性，有方向，货币的磁力线从具体实现不断偏向虚拟数字。当我们思索私人物品的价值和价格时，以珍藏的传家宝为例，我们头脑中同时存在两个根本无法并存的观念，结果就是认知失调。我们已经学会有意忽视这种失调。当我们观察、认识世界时，数字是我们最主要的眼睛。你可能会以为你的房子价值728000美元，但只有当你把房子卖掉，你才能知道房子的准确价值；如果买方想转手房子，他会发现房子的价值又发生了变化。以商品做后盾的货币和虚拟货币在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不同点在于，前者给市场上的某种商品分配了（或者是试图分配）一个价格（我们在第四章将会讲到，这一做法围绕该商品建立了一个有趣的动态），如果其他商品和服务必须找到自己的价格水平，那么有了虚拟货币，一切事物都必须找到自己的价格水平。另一个不同点在于，基于商品的货币，数字价格和特定商品的数量之间存在直接联系（2盎司黄金的价值是1盎司黄金的两倍），所有货币和重量之间的联系更加具体，而对于虚拟货币来说，数字仅仅和货币本身相关。货币对象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空间和时间存在。人们常说货币不过是一种交换媒介，因此其本身不需要具备任何价值。但是，给货币对象赋予数字就像用炼金术将它们变成了黄金。如果一个社会决定必须用牛进行支付，牛会在一瞬间变得更加宝贵，这会导致过度放牧。相反，黄金长期被人们视为货币，部分原因在于黄金具有稳定性（不生锈）、替代性（1盎司黄金可以用来替代另外1盎司黄金）和可分割性等特点，上述性质让黄金和数字颇为类似。因此，货币的核心概念，无法避之不谈的特质，即货币是一种给现实世界中模糊、易逝的价值概念赋予准确、永恒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数字的方法。21世纪初，美国唾手可得的廉价信贷让低收入家庭都买得起房。一些人在市场高点出售房屋，赚得盆满钵满，对于这些人来说，货币是真实的、有形的。但是2007~2008年信贷危机过后，大部分新钱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像从来都不曾存在过。 数字是稳定不变的。古希腊的数字“3”和今天的数字“3”分毫不差。 然而，实物会变化、腐朽。房子会老旧，但是房屋贷款永远存在。 数字是线性、可叠加的，例如：2+2=4，但世界是非线性的。 工作两次可能不会收获两倍的成果，拥有两倍的钱不会带来两倍的快乐（如第七章所述）。度量衡却是线性的， 这也解释了在商品货币的前提下货币和重量之间存在的显而易见的关系。 数字可以无限扩大，但自然过程是有界限的。1850年，美国律师约翰·惠普尔（John Whipple）计算，如果以5个英国便士作为本金， 从公元元年开始以5%的复利利率进行投资，就可以累积320亿个纯金球， 每个金球的尺寸和地球差不多大。 你不能占有数字或者阻止他人使用数字，但是你可以占有实物。数字可以是负的，例如债务中的数字，但是你不可能有负数的物体。数字本身没有大小，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但是数字可以进行线性排列或排序。而现实世界上的大多数事物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哪怕我们在不断尝试，比如说用IQ来测试衡量智力）。虽然感知价值等性质取决于人和情景，但数字是普遍又准确的（即便是代表概率的数字也是如此）。和大多数现实世界的重要事物不同，数字可以运用方程进行计算，也可以进行数学分析（恋爱就没有相应的方程，不过人们还是尝试找寻过）。数字是确切、固定的，就像物质的粒子性。价值等概念或评价是模糊的，就像物质类似波的一面。数字是一种人类发明，货币也是。货币不是自然界中交换过程的简单延伸。如我们所见，货币对象（以及货币对象在思想和物质之间建立的联系）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从贵金属到货栈存货单、金本位制度下的纸币等贵金属的指示物，再到电子钱包中的转账，不一而足。但是，铸造铸币的物理行为就足以生动地体现货币的本质，铸币过程中，抽象数字确实被印在了金属上。数字价值和真实价值虽有不同，但有互补的特性，前者精确、长久，后者模糊、易变，二者的结合异常复杂又充满活力，容易让人焦虑，关系脆弱。有时波动，时常有益，而且总是很有趣。货币一诞生就蕴含权力、性别和大脑——身体二元性的寓意。货币的结构与大脑功能的最深层特性和人类行为的深远影响遥相呼应。货币天生具有政治性，依赖信仰，因此货币的作用往往掩藏在浮华、阴谋、奸诈、秘密、欺骗、故弄玄虚中。像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里魅力四射、令人喜爱的角色，货币的身上充满活力、冲突和故事，所以主流经济学把货币当作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是非常危险的。例如，创造和控制货币的权力现今大都由一些私营银行控制，这也是最伟大的权力之一。

Virtual currency

货币同时代表债务和财富。债务以负数表示，财富以正数表示。将政府债务货币化就创造了现代钞票，所以现代钞票类似政府给其他人打的欠条（或许钞票上应当印上负号）。同时，虽然纸本身没有价值，纸钞仍然是一个可以占有的实物，一个具有价值的货币对象，因为纸钞可以用来购买其他任何事物。拥有钞票无疑是一种优势，这也适用于任何其他形式的货币。但是在轴心时代，货币的双重属性不是那么明显，原因有二。其一，因为铸币的原材料是开采得到的贵金属，所以铸币当然代表财富（尽管国家负责分发铸币，并以税收的形式收回铸币，其中暗含着债务的概念）。其二，当时负数还没有发明出来。但是到了中世纪，这两个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因为货币虚拟属性的根源被重新发现。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1849年）中的人物密考伯（Micawber）先生说道：“如果一个人每年有二十英镑的进款，而花去十九英镑十九先令半，他会是快乐的，可是如果花了二十英镑六便士，他就要苦恼了。”大面积的土地作为集体管理的公地而保留，用于放牧牲畜、采集柴火等。权力最大的地主是教会，主导了大部分有关货币和经济学的思想。高利贷被严格禁止（虽然存在种种漏洞），对财富本身的追求被认为是一种首要的原罪。这些限制进一步抑制了铸币的传播。封建地产因此相对封闭，货币在独立社区中发挥的作用有限，货币只是作为记账工具，租金和税收通常以实物或劳动的形式支付，而不是现金。把社会凝聚在一起的是人们与土地之间的联系，而非货币。为了防止金币遭到损毁，金币通常装在皮质小口袋中，加盖铸币厂的印章。这一做法又一次让人们不禁要问，货币的价值究竟是在于黄金还是印章本身？如果不拆开封口，你就不能确定黄金的价值。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货币不过是一种社会习俗，这一说法在不需要携带铸币就能进行大部分交易的时代不无道理。亚里士多德称，任何形式的货币收益都相当于偷窃，“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高利贷。这一点也不让人奇怪。高利贷用钱生钱，这不是货币天生的目标。因为货币是用于交换的，而不是用来生利息的。利息这一术语，意味着钱生钱，代表货币的繁殖，因为后代和父母是相似的。在所有产生财富的方式当中，高利贷是最违反自然的一种”。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让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基督教教条的结合达到了顶点，阿奎那在巴黎和科隆任教。阿奎那认为，货币是“衡量万物的标尺”。人们认为货币本身不是目的，追求财富的行为是非基督徒的，而“货币的发明主要是为了交换”。博爱是最重要的德行、社会的黏合剂，也是爱的表达。“理性”一词的词根源于拉丁词语ratio，意为推理和计算。新矿的发现、铸币技术的进步让金属货币在13世纪得到普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货币供应的增加竟然让社会各个阶层的负债骤增，尤其是农民阶层。一个原因是，一些机构，包括教会和新建立的国家等对税收的需求增加，开始要求用铸币支付，不再接受农作物或者一定天数的劳动。债务累积让放债变得利润丰厚，虽然来生未可知，至少在现世如此。基督徒将放债获利视为禁忌，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在《地狱篇》（Inferno）写道，高利贷者被困在十七层地狱。但是这一限制并不适用于犹太人，所以犹太社区成了当时的金融服务中心。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货币发挥的作用更大了，于是大学等地展开了广泛的辩论，讨论究竟该不该限制高利贷。货币开始在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作品当中出现。贸易扩张意味着商人必须借更多的钱才能为他们的远行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货币兑换商的行业协会称为金融行会。铸币兑换的生意方兴未艾。汇票系统非常有效，因为和商人不同，银行家的圈子较小，或彼此熟识，或早有耳闻。银行家的货币网络是一种在影子经济之中经营的私人网络，由精英秘密掌控，既不参与竞争，也不受政府干涉。16世纪，耶稣会总会长迭戈·莱内斯（Diego Laynez）称，商人和银行家“精巧的做法数不胜数，我们基本上对此一无所知”。在一次实验中，皮福的团队对十字路口司机的行为进行了监测，发现开豪车的人的行为就像是由农奴众星捧月的封建领主。豪车司机插队的概率是其他司机的4倍，不给过路行人让路的概率是其他司机的3倍。“虽然有钱并不总会让人高人一等，但是有钱人比起其他人更加重视自身利益，忽略他人的利益。他们展现的特征更加符合我们通常所说的浑蛋。”神经学家凯里·马斯特尔（Keely Muscatell）称，财富对和同理心（或博爱）有关的那部分大脑起镇定作用：“阶级地位越高的人，越容易违反路规，更加轻易地撒谎、欺骗、抢夺孩子的糖果、在商店里偷窃和更加吝啬。一根筋的经济学分析是无法解释这种形式的结果的”。实验证明，即便只是提及“钱”，也会让人类行为的道德程度有所减损（这一观点和本书有相关性）。

New World

印加人认为，黄金是太阳挥洒的汗水，白银是月亮流下的泪水，所以金银多用于装饰寺庙。在轴心时代，货币主要是政府权力的工具；在封建时代，货币是由教会主导的社会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现在，货币本身就是一支主导力量，找到了自身的平衡，创造了自己的模式。货币地位的转变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思想转变的一部分，和科学、数学的发展进步不无关系。谁能料想到突然间冒出来的大量贵金属反而激发了人们对稀缺性的思考，而稀缺性至今都是经济学当中的重要思想。哥白尼在着手重新建立宇宙的模型之前，于1526年出版过一本叫作《铸币论》（Monetae Cudendae Ratio）的专著。哥白尼写道：“虽然邪恶遍布国家，数不胜数，公国和共和国身受其害，而在我看来，有四样事物比其他任何事物都要可怕，即战争、死亡、饥荒和货币的贬值……在使用贬值货币的国家，怯懦、懒惰和好逸恶劳甚嚣尘上。”为了防止货币贬值，哥白尼指出“货币通常在数量过多的情况下贬值”，这或许是最早的货币数量理论了。贵金属纷纷涌入西班牙，并分散到其他国家，这意味着更多的货币在追逐有限的商品和服务，导致价格攀升，当代的史学家称之为“价格革命”。当然，金属本身并不是货币，给金属加盖数字印记创造了货币对象。但是如果国际货币体系以金属铸币为基础，势必会给金属定价；如果扩大金属供应，其效果和增加货币供应相类似，即便金属尚未制成铸币。在某种意义上，铸币印记通过金属的重量和金属的数量联系在了一起。爱尔兰裔法籍银行家、政治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在其1730年的文章当中描述了我们今天称作资源诅咒的现象：在开采出来的过度充裕的货币减少之后，早已习惯挥金如土的居民会把土地和劳动力的价格抬高到离谱的水平，地主和矿工会纷纷使用别国产品，从而摧毁这个国家的制造业，开采出来的货币必将流向海外，用于支付进口的商品。这个国家会逐渐因此而一贫如洗，并对其每年支付一定量开采出来的货币的国家产生某种依赖。货币从最开始的广泛流通，一直到停止。贫穷和痛苦紧随其后，矿山的劳工似乎仅对那些雇佣他们的人和从中渔利的外国人有利。这大概就是自发现印第安人之后西班牙的经历吧。黄金或许对独裁者别具吸引力，同时也会增强个人的权力感和自由感。16世纪，金、银大量涌入欧洲，即便是下层阶级也能拥有铸币。和在古希腊一样，让普通民众参与到货币经济中，促进了个人主义和民主化的发展。在宏观层面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封建制度正在被中央集权、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民族国家所替代。民族国家在经济上以一种新的主义作为立国之本，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意图通过积累尽可能多的“财富”，而非通过增加经济活动，建立并维持一个国家的军事影响和实力。重商主义的基础是金银本位主义，即财富是由贵金属的重量来衡量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西班牙既是一个典范又是一大败笔——西班牙善于获取金、银，但对保留金、银却不怎么在行。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建立，是获得英国王室特许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合资贸易公司，股东是富有的投资者，而非英国政府。公司最终演变为一个准军事组织，利用其私人军队统治印度长达一个世纪，甚至铸造了自己的卢比（rupee）银铸币，该铸币成为印度的标准货币。20东印度公司还是奴隶贸易当中的重要一环，将奴隶从非洲贩卖到各个殖民地。供求关系在促进我们今天所说的企业道德方面则不是很有效，因为“三角贸易”是斯图亚特时期主要的贸易模式，即将英国的武器、铁和纺织品销往非洲，换成奴隶，再将奴隶贩运到北美洲或南美洲，换成黄金、白银、蔗糖和烟草，然后再运往欧洲。铸币的一大特点是如果铸币面值低于原料金属的市价，铸币会被熔化或作为金银块销售到国外。英国当时采取的是复本位制，低面值的银币和高面值的金币可以以一定的比率相互兑换。这意味着，位于伦敦塔的皇家铸币局必须在两种金属的市场价格和汇率之间维持一个平衡，否则就会涌现出大量的套利机会。银币的面值低于金属价值几个百分点长达几个世纪，造成的结果就是流通中的银币不足。洛克在其著作《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1689年）中写道，国家的作用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其中主要的权利就是财产权。洛克相信，当人的劳动和物质世界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产生了财产权。例如，树上的苹果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但是如果一个工人通过摘苹果，将其劳动和苹果结合在了一起，就赋予了苹果价值：“劳动已经让苹果脱离了自然之手……此后苹果归劳动者所有。”货币是让收获结晶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主张并保护个人自由的方式。皇家铸币局监管一职最初为闲职，而牛顿当时精神崩溃，可能是因为在炼金术实验过程中水银中毒。新大陆的许多奴隶也患有同样的疾病，不过牛顿的疾病是自己造成的。但是牛顿尽忠职守，花了大量精力追查毁坏、伪造铸币的人，还处死了其中一部分人。牛顿还歪打正着地让英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回归了金本位。

wonderful machine

不同于洛克和牛顿，劳相信货币除了作为赌场筹码之外，没有其他意义。“货币不是商品交换的目的，而是商品交换的手段；货币的用途就是购买商品和金银，而货币本身再无其他用途。”一国使用金银作为货币毫无意义，尤其是如果该国的金银矿并不充裕。劳告诉摄政王，法国的问题就是没有足量的货币。因此，解决办法就是印刷货币。和苏格兰政府一样，摄政王对于颠覆并重建整个货币系统迟疑不决。但是他允许劳建立一个小型银行，前提是劳为其提供资金。兴业银行发行了以铸币储蓄为后盾的钞票，大获成功，钞票甚至以略微高过票面价值的价格进行交易，因为钞票比铸币更方便，其质量也不会因为切割或其他原因而有所下降。1718年，兴业银行被国有化，更名为皇家银行。由于此时银行已经得到了王权的支持，劳变了一个比英格兰银行还要过火的戏法：劳解除了钞票和贵金属储备之间的联系，让货币成为法定货币。似乎没有人在意，因为当时的货币短缺得到了缓解，法国经济突然之间就有了生气。与此同时，劳建立了密西西比公司。密西西比公司和其竞争对手南海公司（当时还没有破产）的路线相同，但是前者拥有密西西比河盆地广袤地区的贸易专属权，其中就包括烟草种植园和传闻中极为丰富的黄金矿藏。劳所谓的“体制”真的建立起来了。人们纷纷用新发行的钞票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一举推高股价。货币供应在一年内翻了一番，大多数进入了房地产行业。据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杜托（Nicolas Dutot）称，土地价格的增长意味着原先年收益为4%~5%的土地，如今收益仅有1.2%。几年之后，歌德（Goethe）以劳作为《浮士德》（Faust）诗歌剧当中墨菲斯托（Mephisto）人物的原型。直到19世纪末，“银行”一词才在法国再次使用，金融机构都更愿意将自己称为“caisse”（储蓄银行）、“crédit”（信贷银行）、“comptoir”（商行）或“société”（协会、公司）等。虽然劳的体制是天才的、创新的、超前的，不过在后来人看来，该体制无法避免其致命缺陷。一个问题是，劳的体制依赖王权赋予纸币信誉，确定纸币价值。不同于英格兰银行的设计，商业和私营银行界除了竞争之外，并无直接影响。这样一来，劳的体系就不够稳定。密西西比公司当然不管用，因为它和南海公司差不多，本质上是庞氏骗局。不过，劳最大的错误是在错误的国家上演了他的表演。劳虽然生在苏格兰，但在内心他无疑是一个美国人。当时，美国和法国一样面临铸币短缺的问题。美国本土几乎没有金银矿，而伦敦的重商主义者禁止将金银出口到殖民地。移民通常使用商品货币（诸如烟草、海狸皮、贝壳念珠等都派上了用场），或者使用外国货币，尤其是西班牙银元，其中大部分又在贸易当中用于购买别国商品。皇家英镑、先令和便士等法定单位制度只是作为一种通用的记账工具。3在1690年，马萨诸塞州海湾殖民地用“信用券”资助了侵略加拿大的军事行动。其他殖民地政府在战时也采用了类似的紧急做法，这往往会导致通货紧缩。到了18世纪20年代，立法机构开始引入更加长久的制度。古希腊将金银作为货币，而非女性饰物的时期正是历史上父权制度（尤其是战争）的鼎盛时期。德尔菲神庙的箴言之一就是“控制住女人”。色诺芬（Xenophon）说过：“最好让女人待在家里，不要让她们抛头露面。”在中世纪的虚拟货币时期，尤其是12世纪和13世纪，女性在经济体中发挥的作用增强，从事纺织、烘焙、酿酒等劳动，圣母马利亚在基督教当中是和耶稣一样重要的象征性人物。几乎所有在当时修建的大教堂（如巴黎圣母院等）都是献给圣母马利亚的。16世纪铸币再次盛行恰逢欧洲猎巫运动的巅峰，猎巫运动是对女性的极端压迫，可以看作对日渐增长的女性权力的强烈抵制。不过，最新的“男性”信贷货币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恰逢妇女解放运动。货币为何具有价值？这一问题几乎和某人为何充满魅力或者婚姻为何牢固一样难以解答。黄金具有价值不仅是因为其工业用途——黄金的工业用途非常有限，也不是因为黄金具有美学价值，而是因为人们相信黄金会永远宝贵下去。所以，黄金的价值源于对其未来的吸引力的信念，这是一种以过去为依据的推断，前提是黄金的供应是有限的。在我们以虚拟货币和网络货币为主的时代，或许最接近黄金的东西就是比特币了。

power of money

索迪是最先预见核武器发展的人之一，他深信只有这样的重组才能防止核武器的最终被使用。在其著作《财富、虚拟财富及负债》（Wealth,Virtual Wealth,and Debt,华尔街危机爆发前三年成书）当中，索迪称许多导致社会冲突的经济问题（包括危机）的原因都是真实财富和虚拟财富之间的冲突，索迪所说的虚拟财富即银行货币。索迪认为，真正财富的计算方式就是求全部物体的价值总和。援引索迪所举的一个例子：一个农民有两头猪，其价值是一头猪的两倍。与此相反，钞票本身没有价值，只是债务的代表，所以货币是一个在真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为负的量。索迪耐心地解释道：“两头猪是为正的物理量，人人都可以看见。但不可能看见负两头猪，自然界中最少的猪是没有猪。”在索迪看来，“一个社会的虚拟财富不是实物财富，而是一种在想象当中为负的财富数量。因此，虚拟财富不会遵循守恒定律，因为虚拟财富源自心理”。我们所谓的财富，就像是一群人的幻觉，脆弱到任何时候都可以破灭。索迪认为，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下，虚拟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累积，很快就超过了真实财富。在危机之时，人们想把虚拟财富兑换成真实财富，纷纷提现，但是因为虚拟财富的总量多于真实财富的总量，所以这种兑换无法完成。在没有通胀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崩盘、倒闭、止赎、债券违约、强制纳税等方式摧毁虚拟财富，而上述种种方式都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或者是更加糟糕的情况。历史上的货币发行者于发行之初承诺会支持这些欠条的价值，但是到后来往往会见机行事，违背承诺。古罗马人不断地减少其铸币中银的含量，最终导致人们对罗马货币失去了信心，罗马帝国也因此失去了民心。美国正在步其后尘。自美联储于1913年成立以来，美元贬值了96%。以美元的贸易伙伴的货币计算，自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引入浮动汇率体制之后，美元贬值了25%（即便2015年美元增值的幅度可观）。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450年开始，货币的黄金时代持续将近一个世纪的说法似乎并不是无稽之谈——美元已经统治了94年。5世纪的基督教牧师萨维安总结说，罗马的衰落是因为它理应衰落，因为它不具备一个好政府的先决条件，即公正地对待人民。当中国的制造商将他们生产的商品卖给美国的消费者，由中国人民银行将所得的美元兑换成人民币（通过中介银行）。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于从美国的进口，因此中国的央行会出现美元盈余、人民币短缺的现象。在自由浮动汇率制下，通常的做法是央行在外汇市场上卖掉多余的美元，换成人民币，这样人民币的币值就会上升，贸易差距就会缩小。但是，中国人民银行没有这么做，而是用美元购买了美国的国债，通过发行人民币支付给制造商。如此一来，央行就可以控制汇率，而不是把汇率控制权交到外汇市场的手上。这样做的副作用是对美国国债的需求让美国的利率水平很低（虽然中国在2015年卖掉了一部分美国国债，在美元走强的情况下稳定人民币的币值），风险是印刷人民币容易导致通货膨胀。不过，之前中国就在16世纪从西班牙进口了大量白银，但是经济迅速增长，吸收了白银的过度流入（但是我们得注意到房地产市场等方面不断增长的信贷泡沫）。该策略的另一个缺陷在2007年浮出水面，当时中国政府持有价值1.5万亿美元的美国金融资产，其中一些就属于过度举债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投资（这两家机构，本应协助住房和抵押市场稳定筹资，但是后来却成了华盛顿不得不填补的黑洞，尚未得到认定的相关投资方不得不承担全部损失）。这一经历对中国来说具有警示意义，中国在20世纪中叶过于“痴迷”与其他大国在国家实力上的比拼。中国古语有云：“父债子偿。”债务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现如今过于强大的债务将债务人和债权人、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鸿沟扩大到了极致。金融的空气当中充满了分裂货币两方面的鸿沟发出的电磁波，可以感受到新的风暴到来之前沉重的寂静。

Pure Gold Economics

比如，影响通胀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对未来通胀的预期，这种预期会生成一个非线性的反馈循环：认为明年产品价格会上涨的工人会：（1）在货币贬值之前把它花掉，这样一来货币流通速度加快；（2）要求公司支付更高的工资，这会让公司产品的价格进一步上涨。当很多人都这样做时，通胀会更加严重，又会让人们产生未来物价会上涨的预期，如此种种。相反，在萧条时期，通货紧缩可能会让人不愿意消费，企业不愿意投资，这样的行为再次让通缩更加严重。房屋就等同于货币，或者说被货币化了。房屋既是一种投资工具（即数字），又是住处（即有屋顶的物理场所）；拥有花岗岩厨房台和翻新的地下室套件的房屋已经成为货币供应的物质表现。虽然出售抵押贷款对银行来说有利可图，但住房是不具有生产力的资产，新增贷款看上去对速度和通胀都没有什么贡献（对通胀的计算刨除了资产价格）。货币供应的增长因此超过了GDP，产生了危险的信贷泡沫，让贷款者甚至整个经济都面临极高的经济冲击或利率增长的风险（加拿大亚伯达省地产市场下滑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 这在发达经济体中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在这些国家，信贷的产生不是用于企业投资，而是用于房屋消费或者（尤其是）房地产。凯恩斯也喜欢指出经济矛盾的特质。其中包括所谓的节俭悖论。在经济衰退时期，人们储蓄多，消费少。货币没有被当作一种交换媒介使用，而是作为财富贮存，因为货币的实物性质让人觉得它是一种安全的财富贮存手段。约翰·劳早就发现，人们“在恐惧或怀疑的驱使下，囤积传播的符号，并将其当作真正的财富”。虽然储蓄行为看似理智，甚至是高尚的，但事实上，人人都不花钱让衰退更加严重了。根据数量理论，货币暂停易手。货币政策本身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如果没有人愿意贷款，那么货币再便宜也无济于事。因此，凯恩斯提出，在衰退时期，政府应当投资公共项目（如铁路等基础设施），刺激消费，达到积极干预的目的。换言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加重要（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促进欧元区增长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经济学一直没有把货币和经济联系起来。价值几乎是文化的产物，这意味着价值可以改变，有时会瞬息万变。我们不是因为黄金的美而看重黄金，而是因为我们知道黄金是宝贵的。如果在认识到停止开发森林的必要性和海洋对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之后，我们集体决定它们是异常宝贵的，那么即便我们不再在森林中和海洋上作业，不开采森林海洋资源，哪怕是不观赏它们，森林和海洋也会变得十分宝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价格会像在想象的市场中一样合理地增长。已婚夫妇与钱相关的争吵都比其他话题要多，钱还是离婚的主要导火线，更别提在一个家里生活了。用来形容消费习惯的词语包括“贪婪”“大方”“吝啬”和“奢侈”等。我们在第二章就讲到，货币的二元结构与我们思维过程的二元结构息息相关。在我们眼中，钱的观念和实物本身都是很宝贵的。因此，正统理论仅仅注重货币数字（与左脑有关）的一面，想方设法剥离货币对经济学的种种心理和社会影响，这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比如，我们往往会低估危机等极端事件的概率，高估我们应付这些极端状况的能力。我们往往高估可见的事物，低估未来。这样一来，大多数人对退休计划兴趣寥寥也就不足为奇了。营销者和广告商一直知道，人们在作出购买决定的时候，往往是冲动的，因此，他们通过图像、音乐等（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老虎机芳香四溢，赌徒也会消费更多，这看起来和理智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触动我们的感情。混淆GDP和幸福程度就好比混淆价格和价值。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过：“人不渴望富有，但渴望比其他人更富有。”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当人们被问到“一个四口之家在社会上生活至少需要多少钱”的时候，答案接近平均收入。当其他人更加富裕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也得这样才能保持同样的相对地位。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称之为“（钱）本身就是一种目的，一种衡量人的地位或成功的方式，当我们想不到其他做事情的理由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赚钱当作目标”。我们通过托斯坦·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在1899年所说的“炫耀性消费”标记并展示我们的财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家最近对美国家庭进行了研究，发现典型的家庭努力工作，为的是能够畅快地消费，甚至不惜在“消费主义的不遗余力的展示”当中负债累累。双职工父母工作日陪伴孩子的时间只有4小时，甚至更少。他们对此感到歉疚，于是用给孩子买东西的方式弥补。随之而来的压力是通过所谓的“购物疗法”治疗的，这也意味着更多的购物和账单。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结果显示，一个家庭的三个卧室当中竟然有2260件物品，这些东西的所有者也认为它们并未给自己带来快乐。虽然为了快乐或为了以防万一囤积一些物品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理智的购物和仓鼠转轮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而很多人很明显走上了后一条道路。伯恩茅斯大学教授唐纳德·诺德伯格（Donald Nordberg）说道：“在贪婪的刺激下，不少人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一旦脱离了情境，人们就会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挣扎就是最终目的。而挣扎并不意味着道德。”由于我们往往拿自己跟比我们更加富裕的同类人作比较，所以任何程度的社会不公增加（过去几十年大多数富裕国家都出现了此类现象）都会降低整体的幸福感。和货币一样，有时候虚拟似乎比现实更加真实。

new currency

当今的福利体制往往羞辱穷人，同时打消了穷人找有偿工作的积极性，因为一旦他们获得了工作，福利就会减少。这让穷人很难脱离政府的支持（和某些银行颇为相似）。而基本收入给予了人们进行实验的时间和空间，同时给潜在顾客一些用来消费的钱，从而达到鼓励冒险和实现企业家精神的目的。唱片公司总裁艾伦·麦吉（Alan McGee）说过，英国的失业福利体系在被削减之前显然起到了孵化音乐行业的作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多数音乐人一边领取救济金，一边苦练技艺。历史上，当选择的货币有意或被迫短缺、根基不稳时，人们往往会寻找替代品。这种情形就像心跳停止，货币停止流动，除非找到替代品，否则部分经济就会凋敝、衰亡。在1776年，亚当·斯密宣布流通中的纸钞超过了硬币；据英国支付委员会调查，2015年是花费的电子货币超越硬币和钞票总和的第一年。搬运黄金或用黄金支付是困难的，这不仅是重量造成的，而且还有安全风险。将黄金从甲地运到乙地必须要有人照看。对于任何一种货币交易来说都是如此，因而大大增加了成本。比如，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信用卡电子交易，这并不是信用卡的设计初衷。这一过程是非常沉重的，涉及一系列中间人，交易收费达到2%~3%。中间人是必要的，要确保钱从你的账户离开，存到了卖家的账户中。中间人也会提供信用和一定程度的客户保护，所以有时可以退回货物或撤销交易。不过买方需要提供地址、信用卡号以及信用卡背面的安全码，而且这一过程不是十分安全的。信用卡签字欺诈是信用卡费用高昂的原因之一。比特币的开矿成本非常高，这是有意为之的，也是阻止对区块链动手脚的一种安全措施，或许这样做也是在模仿黄金。我们在第六章讲过，亚当·斯密认为黄金的成本等同于开采它所用的劳动，所以黄金货币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开矿所需的劳动作为后盾的。比特币则是工作量证明协议，人类劳动由计算机劳动和为之提供动力的电能所替代。比特币的价格和开矿成本是同步的。如果价格比成本高太多，开矿者就会开采更多的比特币，结果是供应增加，价格下跌。随着开矿技术的改进，成本下降，但是系统当中可供开采的比特币变少了，价格也会下降（当比特币的数量达到上限时，新币开发就会终结，我们认为现有比特币的价格将会以计算机历史劳动为后盾）。对黄金的批评之一是开矿对环境的破坏和浪费，比特币也是如此。比特币的支持者会争辩说这只是维持网络安全的代价。

Utopia

食物网是一种分散结构，各种物种以越发复杂的形式互动。一个有机体的排泄物会作为另外一个有机体的食物得到循环，营养和矿物质等资源会保存下来。成熟的生态系统就像热带雨林。在热带雨林中，大部分营养物质不是在泥土当中，而是在树木和以树木为生的物种中。将树木砍掉种植大豆或者放牧牛群的农民发现，土地本身并不适合农作物生长。经济体也是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发展的。奥德姆写道，在早期的社会，“高生育率、迅速增长、高经济效益和对可获得、未使用资源的利用是优势”。随着经济体的成熟，重点变成了共生关系（即民权、法律和秩序、教育和文化等）以及资源的循环使用。而过渡是慢慢实现的：“一直到最近，人们认为自然界具有气体交换、水净化、营养物质循环等保护功能，实现自我维护是理所当然，主要是因为人类的数量和对环境的改造都不足以影响地区或全球平衡。现如今，这种平衡正在被打破，往往具有破坏性，着实让人痛心。”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情况也没有改善，因为二氧化碳排放攀升，地球养育生命的能力在不断下降。从货币角度来看，我们变得越来越富有，但是隐藏的代价在不断累积。中产阶级的工资不再增长，而收入更低的人群本质上是工资奴隶——他们不得不辛苦工作，才能勉强保持收支相抵，或者摆脱债务，根本无法享受期待的休闲时光。价格控制意味着国家有意让食物、药品等许多关键商品保持较低的价格。店家不愿意将这些商品出售，而是留给某些会给他们带来实惠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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