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The Hill”

After all, this is Faulkner’s 24-year-old work

从山顶眺望，山谷是一幅静止的树木和屋宇的镶嵌画。山顶上他看不到被春雨所湿润、布满牛马蹄痕的杂乱的一小块一小块荒地，看不到成堆的冬天灰烬和生锈的罐头盒，看不到贴满的色情画和广告的告示牌。没有争斗、虚荣心、野心、贪婪和宗教争论的一丝痕迹，他也看不到被烟草染污的法院布告栏。山谷中除了袅袅上升的青烟和白杨的颤抖外，没有任何活动，除了一个铁砧的有节奏的微弱的回声外，没有任何别的声音。在他前面是一座村庄，他这个连领带也不系的临时工的家庭就在那里。此外，等待他的是另外一天的艰苦劳动以得到衣食和一席就寝之地，这样，他开始明白了自己命运的无关紧要，他的心今后不再为那些道德说教和原则所干扰，最后，他却被春天落日时分的一个山谷不可抗拒的魅力所打动。

“Albert Camus”

加缪说过，降生到一个荒谬的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他说过，如果人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们就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了。正确的途径是通向生命、通向阳光的那一条。一个人不能永无止境地忍受寒冷。因此他反抗了。他就是不愿忍受永无止境的寒冷。他就是不愿沿着一条仅仅通向死亡的路走下去。他所走的是唯一的一条可能不光是通向死亡的道路。他所遵循的道路通向生存的阳光，那是一条完全靠我们微弱的力量用我们荒谬的材料造成的道路，在生活中它本来并不存在，是我们把它造出来后才有的。

Poetry, Old and Original: A Developmental Course

我心怀愉悦地读罗宾逊和弗洛斯特，还有阿尔丁顿；康拉德·艾肯的小调音乐仍然在我的心中回响；可是除了这几位之外，那个阶段像是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似的。我再也没有试着去读其他那些人的作品。结束这一个阶段的是《什罗普郡一少年》 。我在一家书店里找到一个平装本，打开来时，发现那里存在着一个秘密，现代派诗人野狗般地在黑森林一条冰冷的小路上边吼叫边追踪的正是这个秘密，不错，他们偶尔也会发出一下清澈优美的声音，但终归脱不了是野狗。这里显示出了有必要降生到这样一个稀奇古怪的世界上来的原因，那就是：去发现坚忍不拔这种品质所具备的光辉，去发现甘当泥土的美，这样的美像一棵树，傻瓜能围绕着它吼叫，幻灭、死亡与失望的风也可以剥它的树皮，让它病弱，却不能使它痛苦；这是一种哀愁的美。从此时开始，道路变得明朗了。我读莎士比亚、斯宾塞，还有伊丽莎白时期的大家，以及雪莱与济慈。我读“你委身'寂静'的、完美的处子” ，发现这里有一潭静水，不过除此之外它又是很坚强和具有活力的，平静，却自有内在的力量，而且像面包一样管饱。那样美丽的知性，对自己的力量是那么的有把握，因此是无需用狂暴的行动来制造幻想的力量的。就以《夜莺颂》《希腊古瓮颂》，还有“让人听的音乐” 等等来说，这里自有一种精神美，那是现代派诗人苦苦追求却一无所获的，但是在这精神美的底下，我们知道，有内脏，还有阳刚之气。仍然是同样的空气，同样的阳光，在这里面雪莱曾梦想在银色的世界中有不死的金子般的男子与女子，而年轻的约翰·济慈则写出了《恩底弥翁》，企图挣得足够的银子来娶范尼·布劳恩并且开一家药剂师店铺。难道我们当中竟出不了一个人，能写出美好、热情、哀伤的诗歌而不是令人失望与伤心的诗歌吗？

“Speech on Accepting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50”

他必须让自己懂得，所有事情中最最卑劣的就是感到恐惧；他还必须让自己知道要永远忘掉恐惧，占领他工作室全部空间的只能是远古以来就存在关于心灵的普遍真实与真理，缺少了这一点任何故事都是转瞬即逝、注定要灭亡的——关爱、荣誉、怜悯、尊严、同情和牺牲，这些就是普遍的真理。除非他这样做，否则他便会在诅咒之下工作。因为他写的不是爱意而是情欲，在他所描写的挫败里没有人会丧失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写胜利，那里面却没有希望，而且，最最糟糕的是，没有怜悯和同情。他哀伤，却不为普遍的实质问题哀伤，也不留下任何伤疤。他写的不是心灵，而是腺体。除非他重新学会这些，不然的话，他写作时就仿佛是置身于人类末日的厄运中，观看着这末日的来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会来临的观点。说这样的话是再容易不过的了，说什么人反正会一代代存活下去的，因为他会忍受；还说什么当丧钟敲响，钟声从夕阳染红的平静海面上孤悬的最后一块不足道的礁石那儿消失时，即使在那时，也还有一个声音，即他那不绝如缕的声音依然在絮絮细语。这样的说法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相信人不仅仅会存活，他还能越活越好。他是不朽的，并非因为生物中唯独他具有永不枯竭的声音，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能够同情、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的、作家的职责就是写这些东西。作家的特殊权利就是帮助人坚持活下去，依靠鼓舞人心，依靠让他记住，勇气、尊严、希望、自豪、同情、怜悯和牺牲，这些是人类历史上的光荣。诗人的声音不必仅仅是人的记录，它可以成为帮助人类忍耐与获胜的那些支柱与栋梁中的一个。

“1951 Lecture to the Graduating Class of the High School Affilia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许多年前，在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还未出生时，一个聪明的法国人说过：“倘若青年人有知识，倘若老年人有能力。”我们都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有能力做任何事情，却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可是后来，你上了年纪，经验、阅历教会了你一切，你却疲倦了，胆子也变小了；你什么都无所谓了，你只想安安静静地待着，平平安安度过余生；除非你自己受到冤屈，你是再也没有多余的能力与心气去管其他闲事的了。但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却没准不像他的白头发所装扮出或想显示的那么老，那么聪明。因为他无法给你们一个八面玲珑的回答，也不能向你们提供一个现成的模式。但是他可以告诉你们下面这些话，因为他相信这些话是对的。今天威胁着我们的是恐惧，不是原子弹，甚至也不是对原子弹的恐惧，因为如果原子弹今天晚上落在奥克斯福，它所能做的一切无非就是杀死我们，这算不得什么，因为一旦它做了这件事，它也就剥夺了对我们仅有的控制能力：那就是对它的畏惧，对它的那份提心吊胆。我们的危险倒并不在于此。我们的危险是，今天世界上的一些势力，它们企图利用人的恐惧心理来剥夺他的个性、他的灵魂，试图通过恐惧与贿赂，把人降低为不会思考的一团东西——向人提供免费的食物，这不是他出力气挣得的，提供轻易能到手的没有价值的金钱，这也不是他干活换来的；危险的是那些经济、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者是民主的，爱给自己打什么旗号都行，那些独裁者与政客，美国的、欧洲的或是亚洲的，不管他们怎样标榜自己，目的都是要把人降低为唯唯诺诺的一团东西，光为自我的利益与权力而活着，或是因为他们自身感到困惑与害怕，他们害怕或是无法相信，人是有能力，是可以勇敢、坚忍与自我牺牲的。那是我们必须加以拒绝的，倘若我们想改变世界，使它让人类能和平、安全地生活下去的话。成为一团东西的人是不能也不愿拯救人类的。能拯救人的是人类自身，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塑造而成的，正因如此才有能力与意志区分开正确与错误，并且能够拯救自己，因为人类是值得被拯救的；——人，个人，男人与女人，他、他们，将永远拒绝被欺骗、被恐吓与受贿赂，以致丧失斗志，不去履行权利以及责任，在正义与非正义，勇敢与怯懦，牺牲与贪婪，怜悯与自私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将永远相信，不仅是相信人有权利摈弃不正义、贪婪与欺骗，而且有责任与义务去促成正义、真理、怜悯与同情的实现。因此，永远也不要害怕。永远也别害怕提高你的声音，去赞成诚实、真理与同情，反对不正义、谎言与贪婪。如果你们，不仅仅是今晚在这个房间里的这些人，而且也是在今天、明天以及下星期在全世界所有类似房间里的千百万人，不是作为一个班级或一个阶级，而是作为个人，作为男人与女人，会这样做，那么，你们将改变这个世界。在一个世代里，所有的拿破仑们、希特勒们、恺撒大帝们、墨索里尼们、斯大林们和其他那些渴望权力且利欲熏心的人，以及那些仅仅是自己感到困惑、恐惧、无所适从的小政客们、小帮凶们，他们曾经、正在或是希望利用人的畏惧心理与贪得无厌来奴役人类，这样的人必将从地球上消失得一干二净。

“1952 Lecture at the Delta Conference”

多年以前，我们的祖辈以保卫人的权利为前提，建立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度。按照他们的解释，那是因为“人有获得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深知这些词语的意义，不仅仅说出这些话的人明白，而且听到、相信、接受与赞同的人也同样懂得。因为在那之前，人们并不总是拥有这些权利的。至少，在那之前，没有一个国家是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上，认为这些权利是可行的，至于说“不可剥夺的”，那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了。因此，不光是说这样的话的人，甚至是仅仅听到这样的话的人，都明白其含义。那就是：“得以追求幸福的生命与自由。免除并保证不受压迫与暴政的自由，在这样的自由中，所有的人都能自由自在地追求幸福。”他们双方都知道他们所说的“追求”指的是什么。他们的意思不是说要去寻欢作乐，而是说要为得到它而付出辛劳。他们也都知道“幸福”指的是什么，那不仅仅是欢乐与闲适，而且还包括和平、尊严、独立和自尊；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指的是能拥有和平与自由，在这种状态中，依靠努力与汗水，人可以获得尊严与独立，并且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因此我们已经知道当时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当时并不拥有这些东西。而且，由于我们不拥有，我们便对其价值有所知悉。我们知道，它们是值得为之受苦受难的，而且，如果有必要，甚至是值得为了获得并保住它们而牺牲生命的。为了它们，我们甚至都愿意冒丧失生命的危险，因为即使我们自己为保住它们而丧失生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它们完整地、丝毫不受损害地传给我们的孩子。那正是我们在那些古老的时日里所做过的事。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家园、土地、我们的祖坟以及所有熟悉的东西。我们自愿放弃、背离一种我们已经拥有也本可继续拥有的安全，倘若有什么东西我们愿意为之付出代价，那就是我们的思想自由，我们行动上的独立性以及责任上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留在旧世界，我们不仅能拥有安全，而且还可以不必负什么责任。但是，我们却选择了自由、解放、独立和与责任相对应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几乎没有海图的情况下，乘了脆弱的木船，除了帆与渴求能自由移动它们的希望与意愿，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驾驶船只跨越过一个大洋，它甚至都与我们所掌握的那些海图对不上号；我们征服了一整片荒野以便建立起一个国家，不是为了得到安全，因为我们不想得到安全，我们不久前刚刚放弃了安全，刚刚横渡过三千英里宽的黑暗、神秘的大海以与安全作别；为的是要得到一片可以自由生活、独立存在以及担负责任的土地。这件事情我们做成了。即使我们当时仍然在用一只手与荒野搏斗，用另一只手抵挡与打走那股力量，它甚至想跟踪我们进入我们征服的荒野，逼迫我们回到老路上去。但是我们成功了。我们建立起一个国家，我们使这个国家里不仅有自由、独立与自主的权利，还有义务，人类得到自由、独立与自主相伴的义务。他仍然在嘴上对古老的“自由”、“解放”、“独立”说些廉价、好听的话；天空中仍然回响着、轰鸣着雷鸣般的叫好声，那黄金般的“好啊”声呢。因为在古老意义的大前提下，这些词语依旧是正确的，因为他仍然相信它们是正确的。当他说“安全”两字时，心目中的“安全”仅仅是指他自己的，他余下的日子里的，也许还有富余，可以留给他那几个孩子，但是并不包括所有相信自由、解放与独立的人的孩子和孩子们的孩子。在那狂暴、危险的古老时代里，我们的祖辈却不是那样想的。两百年前，爱尔兰政治家约翰·柯伦说过：“上帝将自由赐给人类，条件是永远保持警觉；如果人类违反了这一条件，那么受奴役将是他们犯罪的后果与做错事所得到的惩罚。”那不过是两百年前的事，而我们在古老的新英格兰与卡罗来纳的祖先，早在三百年前就已经懂得这一点了，正因如此，他们才来到这里建立了这个国家。我拒绝相信，我们，他们的后代，是已经忘记了这一点的。我宁愿相信，那是因为，我们的自由的敌人如今已更换了他的衬衫、他的外套和他的脸。他不再是从国界之外，更不是从大洋的那一边，来对我们施加威胁了。现在，他面对我们，在我们装饰着栖鹰的各级议会的圆屋顶下面，以及在经济或工业集团的福利或别的部门喷上号码的门的背后，穿的也不是有金光闪闪的铜饰的军服，而是敌人教导我们说是和平与进步的服饰，他的文明与富裕程度也是我们无法攀比的，更不用说是胜过了；他的武器是一种贬值的、不受重视的货币，他通过剥夺它用来衡量独立的唯一国际标准的活力，用金钱阉割掉独立的活力。经济学家们和社会学家们说，出现了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人口过多。我自己对此所知甚少，因为我很清楚，比起那位三角洲的读者对我作为作家与农民的评价，我在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造诣就更是不值一提的了。不过就算我是个社会学家或是经济学家，我还是要对这种说法表示不以为然。因为相信了这种说法，认为人的自由受到威胁是因为他的同类太多，也就是相信，人在世界上受苦，原因不在于环境，而是在于他的自身，也就是说：他别指望对付得了他的环境以及他的毛病了，因为他连自己的同类都控制不了嘛。这正是那些人所相信的，他们利用和歪曲了人口众多的说法来谋私利，攫取权力与公职：相信人不配得到责任与自由，无能力做到忠诚、坚忍与勇敢的，他没法从恶中挑出善来，他连好坏都分不清，更不要说在行动中这么做了。相信了这一点，你就已经是把人类的希望给一笔勾销了，也就等同于那些人的所作所为了，他们把人有责任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从人的身上夺走，还不如干脆把人浸在自己的清白、一无污点的汁液里，用文火慢慢煨呢，一直炖到他进入他本该得到的、无忧无虑的命运。

“1953 Lecture to the Graduating Class of Pinewood Manor Junior College”

家不仅意味着今天，而且意味着明天与明天的明天，以及更多的明天与明天。它意味着某一个人贡献爱、忠诚与敬意，给值得接受的另一个人，某个相配的人，这个人的梦想与希望亦是你的梦想与希望，这个人想要做与为之作出牺牲的事也正是你们两人要一起坚持到底的事；这个人你不单单爱而且还很喜欢，需知喜欢是两者之中更为重要的，它必定比我们年轻时认为是爱的那件东西更持久，因为没有了喜欢与尊敬，爱本身是不可能持久的。我们不能搬个家就把所有的义务全都一推了之，因为如果我们要的是一个家，我们是不想逃避责任的。问题事实上还是那些老问题，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出现，为了同样的结果给予解决的：是同样的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在这里，爱与奉献可以成为爱与奉献，不至于被对暴力、动乱、变革的恐惧所遮蔽。事实上，我们必须坚决不让自己按照强加给我们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不让那分裂出来的陈旧、阴暗精灵的野心与残忍，那些关于“民族”、“祖国”、“种族”、“肤色”、“信条”的空洞、含义多变的术语，来操纵我们的思想。我们无须朝家以外的地方远眺，我们只需为我们在这里用得着、应该享受的东西出力。家庭——一所房屋，甚至是一套租来的房间也好，只要它相同于怀着同样的希望与憧憬的所有的房屋、出租公寓——街道，然后是所有的街道，那里居住着自愿组合在一起的人，纯朴的男人与女人，他们为共同的希望、憧憬、问题、责任与需要结合在一起，结合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他们可以说：“这些简单的东西——安全、自由、和平——不仅是可能有的，不仅是可以有与必须有的，而且是必定会出现的。”家：不是我生活或是它存在的地方，而是我们生活的地方：一千个接着是千千万万个分散的统一体更牢固、更不可分、更加坚实地凝聚在一起，比地上的岩石或堡垒还要坚固，使得那个残忍、野心勃勃的分裂派里老迈、阴沉沉的精灵在看了看这个地方之后也会说：“这里没有我们可以干的，”接着又朝远处看去，只见人们所住的所有的其他地方也都像堡垒般坚固、完善，于是便说：“任何地方都再也没有我们可以干的事了。人类——单纯、无所畏惧、不可战胜的男人和女人——把我们给打败了。”此时，人类终于可以在他们干的活儿上签上他的名字，并且说：“我们干完了，它转得顺溜着哩。”

“1955 Lecture at the Southern Historical Society”

所有的这些国家还未共产主义化，唯一的原因就在于美国，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物质力量，还因为有个人自由、解放与平等的理念，我们的国家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上的，而建立我们国家的祖先们也认为，美国这个名称是应该体现这个理念的。这些国家之所以至今还没有共产主义化，理由也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因为信仰个人的自由、平等与解放——因为这一信仰异常有力量，足以对抗共产主义的思想。除此以外我们再也没有别的对抗共产主义的武器了，因为在外交上，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外交家相比，我们仅仅是稚儿，在生产方面，我们将永远落后于他们，因为在极权政府掌控之下，所有的生产活动都是受到国家支配的。可是，我们倒也不需要别的，因为那个理念——认为人是可以自由的那一简单理念——正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我们所需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去推行这一理念。在短短的十年里，我们眼看非白人驱逐白人，必要时还用血腥的暴力手段，把他们从过去由他们统治的整个中东与亚洲赶出去。而在那片真空里，已经开始潜入另外的那股不友好的力量，信仰自由的人是与那股力量相抗争的——那股力量对非白人说：“我们不向你们提供自由，因为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自由这件东西，你们刚刚轰出去的白人老爷们已经向你们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可以向你们提供平等，至少是在当奴隶上的平等。如果你们命里注定要当奴隶，至少你们可以当你们自己肤色、种族和宗教的人的奴隶嘛。”

“1958 Lecture to the LaVine, Jefferson and ODK Society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一百年前，亚伯拉罕·林肯说过：“这个国家是不能在一半人为奴隶另一半人做自由人的状态中继续生存下去的。”如果他今天还活着，他会修正说：“如果一个占总人口十分之一的少数民族仅仅因为身体外貌的原因就被定为二等公民的话，这个国家是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声名不如他那么煊赫的人也会这么说，这个或是任何一个由人们组成的国家与社会也是无法和平生活下去的，如果其十分之一的人口遭到恣意排斥，正如一个五千人居住的小镇上倘若有五百匹脱缰野马在街上乱跑的话，又如在五千只猫里掺杂进五百只被视为异端的狗的话，是无法安定地过日子的；反过来，情况也是一模一样。因为倘若要和平共存，大家便都得平等：或者全是一等公民，要不就全是二等公民；要就是大家都是人，要就是大家都是马；要就是全都当猫，要就是全都做狗。

“1958 Lecture to the English Club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他笔下的人物并非行动、生活、呼吸、奋斗在纯朴人们的喧嚣与激荡之中，如同我们学习其写作技艺的前辈大师笔下的人物那样，我说的大师是狄更斯、萨克雷、费尔丁、康拉德、吐温、斯摩莱特、霍桑、梅尔维尔、詹姆斯。他们的名字不胜枚举，他们创造出来的人物不仅没有烟消云散，相反却孳生出了一大群喧嚣忙乱的普通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不可救药、无法征服的乐观主义的一种肯定——像他们那样的男男女女，可以看懂，可以理解，即使他们是在引人心生反感，即使他们是在谋杀、抢劫或是出卖你，因为他们的也是普通人的欲望、希望与恐惧，没有为集体的压制与集团的强制而复杂化——喧嚣忙乱的人堆里，他们尽可以大胆地闯进去，不仅不会引起惊骇，反而会受到欢迎，而且还是衷心的欢迎，也不会受到伤害的威胁，因为他们能遇到的最糟糕的事顶多不过是头让另一个人的头撞了一下，肘弯、膝头给蹭掉一块皮而已，而且蹭撞上来的也仅仅是另一个人的肘弯与膝头嘛——一群喧闹忙乱的普通人，他们不照天使的指点，而是按道德原则接受劝说、相信与行动。在这里，真理不在你看着真理时你所站的地方，而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品质与事物，它可以也很想敲碎你的脑壳，如果你不接受甚至是不尊重它的话。让我重复一遍：我并未读过当代作家的全部作品，我还抽不出时间。因此我只得谈我所了解的那些。我现在想到的是我认为应列为最最好的那一部——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许是因为这一部如此充分地显示了我打算要说的道理：一个青年人，不管持有什么古怪的主张，总有一天必须当一个成年人，他会比某些人聪明，会比大多数人更加敏感，他（他甚至都不是出于本能才这么称呼它的，因为他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本能）也许是因为上帝使他头脑里有这样的想法的，他爱成年人，希望成为大人的一员、人类的一员，他想参予到人群里去，但是失败了。在我看来，他的悲剧不在于，如他或许会想的那样，自己不够坚强、不够勇敢或是不值得被接受进人类。他的悲剧在于，当他企图进入人类时，人类根本就不在那里。他没有什么可以做的，除了在他那只倒置的玻璃杯里疯狂地、一本正经地乱飞，直到他或是放弃，或是自我毁灭在乱飞乱撞之中。读者自然会立刻想到哈克·芬，另外一个也很有自己主意的少年，但很快便成长为大人了。不过在芬的情况里，他所需奋斗的目标就是让自己的个头变得大一些，好在时间自会治好他的毛病的，到时候他会长得像他任何一个对手一样魁梧，即便这样，成年人世界能带给他的损害无非是蹭掉他鼻尖的一小块皮。人类，人这个种族，会接受他而且已经正在接受他，他唯一需要做的只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在我看来，这就是那位青年作家的困惑。要防止人类被摄去灵魂，如同公马、公猪或公牛被阉割一样，要在为时太晚之前不让个人被无名化，不让人类从被称为人的那类动物中消失。这不仅是青年作家的问题，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说到拯救人性，有谁比作家、诗人、艺术家更能胜任呢，因为最畏惧人性丧失的就是这些人了。人性，这正是艺术家生命的血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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